圖一

對鳳寶花紋錦

馮暉墓彩繪浮雕磚中的女舞者

八瓣團花紋描金琉璃盤

　　絲綢之路東起長安，經西域西至地中海地區，向南延伸到印度次大陸，是迄今世界上路線最長、影響最大的商貿與文化交流通道。為紀念“絲綢之路：長安—天山廊道的路網”列入世界遺產名錄10周年，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中國絲綢博物館在今年6月舉行了“2024絲綢之路周”系列活動，其中主題展覽“九天閶闔：絲綢之路上的長安”于6月19日開展，將持續至10月。本展覽匯聚絲綢之路沿線18家文博機構的210多件（套）珍貴文物，通過展示長安城的考古發掘和傳世遺存精品，力圖再現文化之都長安的動人魅力和絲綢之路的繁榮圖景。

　　交流互鑒，彰顯開放包容

　　本次展覽名稱出自唐代王維的七言律詩《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》中的“九天閶闔開宮殿，萬國衣冠拜冕旒”，這也是詩篇中氣勢最為磅礴的一句。展覽分為“世界之都”“商貿之都”“文化之都”“時尚之都”“長安與浙江”5個單元。展廳入口處有一道朱紅色的“城門”，左右兩側各有一幅圖，分別是章懷太子墓中的《儀衛圖》和《客使圖》，后者描繪了唐代政府外交機構鴻臚寺官員接待外國使節的場景。踏入展覽大門，參觀者仿佛穿越時空，徜徉古都長安，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輝煌歷史如在目前。

　　漢唐時期，長安因繁榮的經濟和多元的文化成為當之無愧的國際性大都市。“長安城中百萬家，不知何人吹夜笛”。隨著唐朝進入“開元盛世”，長安城人口達百萬之多，其中經由絲綢之路匯聚到長安城的外國商人、使者、留學生、僧侶等就有5萬余人，世界多國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在這里達到空前高度。

　　本次展覽展出了名列世界考古發現史“四大石碑”之一的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》仿制品，原碑記述了唐代初期景教在中國的傳播情況。全碑飾以祥云、蓮花、蓓蕾十字等中西文化元素，刻有漢字1780個，在碑文下方和左右碑側刻有古敘利亞文。此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（公元781年），明朝天啟年間出土。作為研究古代宗教文化、中西交通史和文化藝術交流的重要實物資料，石碑被美國耶魯大學、日本京都大學、朝鮮金剛山長安寺等復制，碑文被譯成英、法、葡、意、日以及拉丁文等多種文字，在世界各國廣為流傳。

　　唐時，長安城內商賈云集、邸店林立，金銀器、寶石、琉璃、香料和絲綢、瓷器、茶葉等西來東往的貨物在此中轉交易。本次展覽中，一件出土于法門寺地宮的“八瓣團花紋描金琉璃盤”吸引參觀者紛紛駐足欣賞。這件造型精美的藍色琉璃盤產自地中海東岸，經絲綢之路來到中國。它盤沿外折、腹壁斜收、盤底心凸起，盤內布滿紋飾，中心為八瓣蕉葉狀圍成的團花，巧妙運用刻紋、釉料彩繪、描金等多種工藝，彰顯東西方審美碰撞交融下的和合之美。與琉璃盤一同出土的琉璃器皿中，有的具有東羅馬元素，有的體現波斯風格，顯示出唐朝對異域文化的開放、包容與欣賞。

　　文化融合，促進服飾創新

　　唐代長安城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深刻影響著民眾的日常生活，男女服裝形制多樣，著裝方式個性自由。本次展覽著重展現了唐代服飾與域外服飾的融合與創新。

　　竇師綸是唐代長安著名絲織工藝家和設計師，他受西域文化影響較深，在蜀錦織造工藝基礎上吸收中亞、西亞等地的“聯珠團窠”紋樣特色，結合動物紋樣，設計出一種融合中原傳統藝術與西域藝術特色的新型團窠紋樣，因竇師綸受封陵陽公，故人稱“陵陽公樣”。它成為唐朝服飾的經典圖案，其后流行200余年，在絲綢之路上掀起一陣“大唐熱”。唐代張彥遠在繪畫通史《歷代名畫記》中記載：“竇師綸，官益州大行臺，兼檢校修造。凡創瑞錦、宮綾，章彩奇麗，蜀人謂之‘陵陽公樣’。”對照本次展覽中的“對鳳寶花紋錦”及錦紋復原圖，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件具有典型多元文化風格特征的“陵陽公樣”實物。該織錦紋樣外圈以花瓣做樣，形成圓形窠環，以花卉包圍一對鳳凰，它們姿態昂揚，仿佛爭奇斗艷，又似相互吸引。

　　中華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始終伴隨著對外來文化的借鑒與吸納。五代馮暉墓出土的50多塊彩繪浮雕磚也是本次展覽的一大亮點。浮雕磚上栩栩如生地刻畫出28名男女藝人演奏的場景，其中有兩名著男裝、戴幞頭的女性舞者，她們穿長袍、束腰帶、蹬烏靴，姿態活潑奔放。正如《唐書·五行志》記載：“天寶初，貴族及士民好為胡服胡帽，婦人則簪步搖釵，衿袖窄小。”唐朝將境外西北部游牧民族和外國人統稱為“胡人”，緊身、圓領、開衩的胡服形制在長安等地風行一時。此時期唐朝女子也出現了戴胡帽、穿胡服、著男裝等現象，展現了唐朝女性獨立、時尚的特點和追求自由、平等的心態，也反映出唐朝對外來文化的開放與包容。

　　河運古道，互通絲綢之府

　　2024年也是中國大運河申遺成功10周年。聞名世界的京杭大運河始于春秋、成于隋代、發展于唐宋。而由洛陽一路向西，溯河而上，直抵關中——長安的漕渠古道，便是大運河的先聲。本次展覽設置了“長安與浙江”單元（見圖一），以隋唐大運河為切入點，呈現長安與浙江之間互通有無的歷史景象。

　　浙江位于東海之濱，是京杭大運河的南端。大運河、錢塘江、浙東運河及海上航路交織成一張巨大的交通網，將本地物產沿河運古道販至全國，并沿海上絲綢之路輸向海外。宋太宗雍熙年間，杭州、寧波等地設有管理海外貿易的市舶司，與日本、朝鮮等國往來亦密。據《日本蠶絲業史》卷一《生絲貿易史》記載，宋孝宗淳熙十二年（公元1185年），“有唐錦十端，唐綾、絹、羅等百十端……運往日本”。

　　浙江盛產絲綢，杭州、湖州和嘉興三個城市均有“絲綢之府”的美譽。杭州不僅是古代國內絲綢市場的主要供應商，還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向東南亞、東非、中東等地區出口絲織品。據記載，宋時每年涌入杭州的商人超過6萬人次。湖州絲綢被稱為“天下綢緞之冠”，湖州在明清時期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絲綢生產基地，“輯里湖絲”“雙林綾絹”等湖州絲綢聞名遐邇。古代一度稱“秀州”的嘉興在唐代有“秀州貢綾千匹”之說，在宋代有“宋錦由來出秀州”之譽。明清時期，當地絲綢產業發展達到巔峰，產品遠銷日本、歐洲等地。

　　絲路連天下，文明耀古今。絲綢之路是古代東西方商貿往來的重要通道，是古代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紐帶，它昭示了古代歐亞文明交融的必要性與必然性，揭示了歐亞不同文明之間交流的歷史軌跡和歷史規律。行走于中國絲綢博物館“九天閶闔”展廳內，一件件精巧的文物如同絲路文明交流互鑒的時光之鑰，讓觀眾直觀感受到傳承千年的和平合作、開放包容、互學互鑒、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。

　　（作者分別為浙江省數智風格與時尚研究中心研究員、浙江理工大學浙江省絲綢與時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）

 　　本文圖片均為中國絲綢博物館提供

　　《 人民日報 》（ 2024年08月09日 17 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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