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戲曲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，它不只是藝術問題，還關系國家文化前途、關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

我為什么會一輩子從事戲曲工作？有個人原因，也有時代原因。我從小就愛看戲。紹興大班亂彈戲、越劇前身“的篤班”“小歌班”、婺劇，都是我在老鄉們影響下喜歡的。抗日戰爭爆發，我離開故鄉蕭山，從湖南轉到陜北公學栒邑分校，集中精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。1949年，我較多地接觸到戲曲改革工作，1952年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召開，兩個月的演出中，我集中觀摩了很多劇種的優秀作品，后來又到很多地方看戲。這些經歷更加堅定了我的信念：中國有這么多戲曲、這么好的戲曲文化，我要一輩子從事戲曲工作。

后來重新選擇工作時，我毫不猶豫地選擇到中國戲曲研究院，從事戲曲理論研究工作。中國戲曲研究院于1951年4月3日剛成立，就承擔起新中國的戲曲改革工作。通過演員講習班、劇本討論會、劇團調查等，推進戲曲“改人、改戲、改制”。我在觀看戲曲、了解劇團、接觸演員的過程中，慢慢地實現了理論與實踐相互聯系。

張庚同志是我們的老師，也是我們的領導。他從一開始就明確理論研究要為戲曲改革服務。尤其在戲曲改革初期，大家的認識不太統一。這么改戲行不行？怎么改才對？戲曲理論研究要幫助大家厘清這些疑問。通過實踐，我們逐漸意識到，研究工作不僅是看幾部戲、開幾個會。要進一步發揮理論對實際的推動作用，就必須有“戲曲史”“戲曲論”。寫出一部戲曲史，讓人們理解戲曲歷史和當前的關系；寫出一部戲曲理論，從規律上總結戲曲創作、戲曲表演問題。比如研究戲曲的“三性”，綜合性、寫意性、程式性，就是引導人們把握戲曲藝術本質。此外，還有一個任務就是培養人才，在史論研究、戲曲創作中，培養有專門知識和系統知識的后續人才。

按照這個思路，我們一起完成了《中國戲曲通史》和《中國戲曲通論》。目的是保護、發揚我們的戲曲文化，把過去的經驗好好地總結起來、把好的戲曲政策繼續推進下去。如果總結我們的研究經驗，那就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來指導戲曲改革；理論與實際相聯系，用理論推動實踐，在實踐中檢驗理論、發展理論。后來我主持出版《前海戲曲研究叢刊》，也是力求推進戲曲理論體系建設。

幾十年來，我國的戲曲創作一直貫徹“三并舉”政策，即傳統改編戲、新編歷史戲和現代戲并舉。我認為現代戲最有發展空間，取得的成績最大。現代戲創作，最重要的是處理好與民族形式、與藝術傳統的矛盾。在這個問題上，我們已經擁有一套適合現代題材的表現手法和藝術形式。要辯證看待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系，這樣戲曲的“三性”就能夠在現代戲中得到實現和突破。

中國戲曲，老百姓即使一個字都不識也能看懂。為什么？因為戲曲有高度的人民性，有高度的民族性和獨特性。堅信人民性，與我在抗戰中的經歷有關。1939年我從延安來到河北平山，從事抗戰教育工作。在穿行山西時，經歷了饑餓、勞累、疾病甚至死亡的威脅。正是依靠當地村民的幫助，部隊從一個山頭轉移到另一個山頭，最終突破重圍、走出了無人區。沒有人民的組織、沒有人民的力量，是沒辦法成功的。重視人民、相信人民能夠戰勝一切困難、絕對不能脫離人民，這都來自我的實際生活經驗。

習近平總書記提出“四個自信”，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本、更深沉、更持久的力量，使我對戲曲工作的理解和認識徹底貫通了。中國戲曲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，它不只是藝術問題，還關系國家文化前途、關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。

我今年104歲，正式從事戲曲工作已經60多年。感謝新時代，讓我對戲曲的未來、對民族文化的未來充滿信心。

（郭漢城，生于1917年，戲曲理論家、詩人、劇作家、新中國戲劇戲曲學學科創建者之一、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，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、戲曲研究所所長、《戲曲研究》主編等職。曾獲首屆“中華藝文獎·終身成就獎”，著述收錄于《郭漢城文集》）

《 人民日報 》（ 2020年05月08日 20 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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